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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历史兴衰

中国经济的历史兴衰

工业革命之前的 1000 多年,中国是科技最先进的国家。公元 0 年中国人均 GDP 与罗马大致处于同一水平,1820 年中国 GDP 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金星晔等(2019)重新估算指出,中国与欧洲的大分流发生在 1700-1800 年间,1952-1978 年中国人均 GDP 几乎没有增长,中国 GDP 占世界份额呈 U 型曲线。

国家能力:大一统、郡县制与科举

国家能力:国家汲取财政、配置资源并贯彻政策的能力。大一统、郡县制与编户齐民使中央政令直达县级,构成传统中国的国家能力基础。

郡县制:由中央任免流官的地方行政制度。官员异地轮任、政令直达县级,县以下"皇权不下县",依靠宗族与士绅自治。秦晖概括为"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三种流动支撑市场整合:商品流动、劳动力的制度性自由流动、技术扩散。同一商品在整合市场中趋于同价,此即一价定律。苏轼宦游各地把插秧技术带到任职地,是技术流动的制度载体。地方官员围绕经济绩效展开晋升锦标赛,中央与地方保持两个积极性。

科举:以统一考试选官并促进社会流动的制度。从九品中正制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到糊名、誊录的公平化改造,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历史进士密度高的地区,当代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长,机制包括文化传承与教育基础设施的延续。

乡土社会与宗族

乡土社会:费孝通《乡土中国》提出的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层层外推的社会关系结构。乡绅承担基层公共品供给:义学、书院、义仓、桥梁、水利。范氏义庄(范仲淹创立)提供领口粮、领衣料、领婚姻费、领丧葬费、领科举费、借住义庄房屋、借贷等七项救济。

保甲制:编户为基础的基层治安与赋役组织。宗族与民营经济发展正相关:族谱密度高的地区当代民营经济更发达,机制在于改善融资环境、约束政府攫取之手、塑造商业价值观。

李约瑟之谜的四种解释

李约瑟之谜:公元 3-13 世纪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为何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它包含两问:为什么前现代中国领先;为什么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相关概念还有大分流(东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分岔)与马尔萨斯陷阱(技术进步被人口增长抵消、人均收入长期停滞)。

四种解释各有所长与不足。

文化决定论(韦伯式):归因于儒家伦理缺乏工具理性。它既无法解释前现代中国的领先,也无法解释儒家文化圈后发的工业化成就。

大一统与国家竞争:认为欧洲政治分立、国家间竞争促进创新。该假说同样无法解释前现代中国的领先。

高水平均衡陷阱(伊懋可):人口众多、制度高效,剩余充足而技术改进的边际收益低,缺乏发明与采用新技术的激励。该机制只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成立,有循环论证之嫌;欧洲同期人口同样快速增长却发生工业革命,宋代人均耕地下降时技术进步反而最快。配套制度史是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摊丁入亩",黄宗智提出内卷化——劳动投入不断增加而边际报酬递减的没有发展的增长。

林毅夫的技术发明方式论:前现代技术靠农民、工匠的经验试错,人口规模近似试错次数,中国凭人口优势领先;现代技术发明依靠科学实验与方法论,欧洲在科学革命后反超。中国掉队的关键是科举把最优秀的人力资本导向四书五经,造成激励扭曲、人才虹吸、方法论束缚与数学衰落。

科举作为制度创新减少了革命动机、维持了大一统,但它精巧而难以改革;当它终于被改革时,又引发一连串新的问题。

废科举与基层治理瓦解

1905 年,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名奏请立停科举。此前先有按年递减科举名额的渐进方案。现代化的三个层次是技术、制度、文化,"中体西用"代表从西方经验学习的实用主义观念。

废科举切断了基层士绅向上流动的渠道。下层乡绅须通过知县与教谕的定期品行评估才能保留生员资格,品行约束来自向上流动的前景。废科举后,有能力、有抱负的乡绅迁往城市追求新式教育;留下来的乡绅失去"未来约束",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侵吞公款,基层出现劣绅化。国家与乡绅之间的激励合约崩溃,"皇权不下县"无法维持有效治理,产生严重的社会脱序。

劣绅化的基层为共产党土地革命的社会动员提供了土壤。

大一统的破坏与重建

"大一统"的破坏沿一条链条展开。太平天国运动催生乡勇与湘军、淮军,地方实力派崛起;洋务运动由地方主导经济建设;1900 年东南互保,东南督抚拒不执行宣战诏书,是中央对地方失控的标志性事件;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使地方议会、新军、经济精英更活跃;辛亥革命以各省"独立"的形式迅速瓦解中央集权。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现形式上的统一,争取统一关税自主权、财政整理、法币改革;但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与资源配置能力始终很低,难以支撑工业化与现代化。国民党税收沿用的竟是明代的土地与人口信息。

共产党城市工人运动受挫(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后转向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工农群众掌握基层信息优势,革命胜利后建立了直达村庄的组织体系,重建国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