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与国有企业

1984 年后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改革的核心是国有企业改革。

经济转轨的含义

经济转轨：一个经济体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涉及价格形成机制、企业所有制、公司治理、财政金融制度、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与政企关系等一整套制度变迁，本质是要素从国有部门流向民营部门的资源再配置。

铁饭碗：传统国企就业高度稳定、福利内嵌的制度安排。下海：离开国有部门、投向市场的行为。下海连同整套内嵌于铁饭碗系统的社会保障一并失去，凸显市场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转轨的难题在于：旧体制虽低效，却承担着就业、福利、公平、稳定的功能。只放开价格而企业仍是国企、仍存在预算软约束，会导致通胀、亏损扩大与银行坏账。

华盛顿共识与休克疗法

华盛顿共识：1989 年由 IMF、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等推动，经济学家 John Williamson 提炼出 10 条政策建议，涵盖财政纪律、私有化、放松管制与贸易自由化等。核心理念：让价格到位、让制度到位、让政府让路。

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在转轨国家的具体化，由 Jeffrey Sachs 设计，最早实践于玻利维亚（1985），后应用于波兰（1990）、俄罗斯（1992）。核心主张快速、同步、全面地推进价格自由化、私有化、稳定化。理论依据：制度互补性（配套改革须一次到位）、可信承诺（一次性激进改革使政策不可逆）、政治考量（防止旧利益集团阻挠）。

俄罗斯实际 GDP 直到 2007 年才恢复到 1989 年水平（约 18 年），乌克兰至今未完全恢复，波兰约 5 年恢复；中国、越南走渐进双轨制始终保持高增长、无衰退。休克疗法被概括为"只有休克，没有疗法"。

对休克疗法的反思

林毅夫以自生能力解释计划时期国企亏损与休克疗法失败。自生能力：企业在自由竞争市场中无需政府保护补贴就获得正常利润的能力。计划经济时期许多企业为执行重工业优先战略而设，违背资本稀缺的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一次性取消保护补贴会使这类国企大规模破产；扭曲内生于赶超战略，只要战略不变，拿掉扭曲反而放大扭曲，立即私有化也不能改变缺乏自生能力的本质。

钱颖一、刘遵义、Roland 等证明双轨制是帕累托改进：计划轨保护既得利益，市场轨按市场价交易、提供完全市场激励，新增剩余补贴存量部门，没有人变得更差。

许成钢从组织结构角度提出地方分权式威权主义框架。中国传统计划体制是 M 型组织，地方政府拥有相对完整的经济管理权限，与苏联的 U 型组织不同。M 型为改革试点提供了组织基础，地方政府间的晋升锦标赛为改革提供激励。

中国渐进双轨制

中国的渐进改革：先不触动旧存量、先做大增量，通过试点与制度实验逐步扩展，先农村后城市、先增量后存量、先试点后推广。

价格双轨制：计划内价格用于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保证国企正常运转；计划外价格用于计划外交易，激励企业增产。市场轨比重迅速上升，1993 年大部分商品价格双轨合一。张维迎 1984 年撰文主张价格双轨制。

双轨制的优点：降低对既得利益的冲击、提供增量激励、为市场制度建设争取时间。问题：市场价高于计划价产生价差套利空间，"倒爷"从计划内拿指标到计划外高价出售，滋生寻租与腐败。

中国渐进改革成功依赖特定条件：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农村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人口红利；强大的国家能力，在国企改革导致大规模下岗时兜底；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并非所有转轨国家都具备。

国企改革的三步

改革前城市工业部门有三大结构问题：日用品短缺与重工业品过剩并存；条条块块协调失灵，陷入"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低激励——大锅饭、铁饭碗。

改革的关键变化是承认物质利益。要给物质激励，需赋予厂长、经理经营自主权；员工拿钱要买得到东西，须有计划外供给，市场轨应运而生。推进次序是企业微观治理、资源配置方式、价格形成机制。

国企改革三步走。第一步利润留成（1978 年四川试点）：企业把新增利润按固定比例留给自己，推广后因政府难掌握真实成本而出现低报利润的道德风险。第二步承包制（80 年代中后期）：企业与国家签订承包合同，核心局限是包盈不包亏，衍生关联企业转移利润、以政策性亏损为名索要补贴、棘轮效应。第三步现代企业制度（90 年代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试图解决两权分离下的委托-代理问题；其作用前提是企业须在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中运行。

政策性负担与剥离

政策性负担：国企承担的战略性负担与社会性负担，使国企缺乏自生能力。战略性负担：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行业不符合资本稀缺、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社会性负担：国企被要求吸纳冗员、办社会——退休职工养老金、医疗、住房、企业办社会、稳就业任务。

政策性负担导致政府难以区分企业亏损是政策性亏损还是经营性亏损。企业只要发生亏损就可声称来自政策任务，政府不能让其破产，于是继续补贴，形成预算软约束。

若在负担未剥离时私有化，会引发两类问题：国有资产流失——管理层收购中管理层有动机压低企业价值；私有化后补贴更难控制——私人所有者继续索要补贴。国企改革的关键是先剥离政策性负担，再让企业面对市场竞争，顺序是先社会性负担、后战略性负担。

剥离社会性负担的典型是住房改革。1990 年代允许职工以较低价格购买公有住房，把住房使用权转化为私人产权。职工离开原单位的成本下降，可在部门和企业间自由流动或创业；住房成为可抵押资产，带来财富效应与融资能力。

剥离战略性负担对企业分类处理：关系国防安全的自主生产，财政拨款支持、国家直接监管；资本密集、民用市场大但缺资金技术的，以市场换资金、上市融资、合资合作；有人力资本但产品不适应的，转产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均无优势的，破产退出。大多数国企集中在中间两类。

抓大放小与国企改制

抓大放小：90 年代末国企改制策略。抓大：国有经济集中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能源、石油、电力、交通、军工、金融），保留和做强做大国有骨干企业。放小：中小企业采用出售、兼并、破产、职工持股、管理层收购等方式转为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的经济角色

国有企业具有多重目标：保就业稳增长、承担产业政策任务、维持关键行业控制力、提供公共品。

Growing Like China（Song, Storesletten & Zilibotti, 2011）：中国能在金融体系不完善且国企仍存在的条件下实现长期高速增长，重要动力来自制造业内部从低效率国企向高效率民企的资源再配置。民企技术更先进但必须靠内部储蓄融资；国企生产率较低却因更容易进入信贷市场而存活，经济长期存在资本错配。

垂直结构（Li, Liu, Lu & Wang, 2026）：国企集中在上游关键基础行业，民企主要活跃在下游竞争性行业，上游约 70% 的行业增加值由国企贡献、下游约 30%。下游民企越是增长，上游垄断者定价攫取的剩余越多，国企利润反而越高。上游垄断定价带来无谓损失并阻碍劳动力再配置；经济下行时国家投资流入上游国企，增强经济韧性。

国有企业从事更多基础性研究，知识溢出对私企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导向性创新（消费电子、平台经济）民企更有优势；战略导向性创新（高铁、航天、大飞机）国企和政府科研体系作用更大。

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安排。既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强化党和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领导，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围绕国家战略需求配置创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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