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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分析

宏观经济分析

宏观分析的三个视角

宏观分析分为长期、中期与短期三个视角。长期看增长方式与增长动能,是投资判断的立足点。中期看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变迁。短期看领先指标,如 PMI、发电量与信贷。

长期增长由总供给决定,供给能力等于劳动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判断长期趋势就看这三类要素的数量与效率变化。

增长动能与长波周期

经济增长动能来自产业热点与新的增长点。新的增长点找得到,增长动能就存在;找不到,增长动能就丧失。

产业周期指单个产业从成长期进入调整。建筑业周期即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ycle)属于产业层面。长波周期即康德拉季耶夫长波(Kondratiev wave)由几个主导产业先后进入成长期、共同拉动整体增长,相对抽象、更具战略性。

产业之间不可能无缝衔接。市场经济中资本流向有钱赚的地方,只有少数有预见性的资本提前投入下一个产业并承受机会成本。先进入引领性产业不一定有利润,资本等旧产业过剩、饱和、调整之后不得不进入下一个产业群。因此产业之间存在时间上的窗,新产业迟迟发掘不出来,增长动能就暂时丧失。

宏观指标三分法

判断宏观经济增长时各指标反应快慢不同。股市超前于宏观经济,因为投资者通过领先指标预判经济前景并提前行动。

领先性指标(leading indicators):在国民经济总体发展达到某种状况之前已经发生变化、对经济发展起预示作用的指标。货币政策指标包括央行基准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规模与公开市场净投放,另有财政政策指标、工业产能利用率、住宅建设、商品新订货单、公司税后利润、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PMI、消费者信心指数、货币数据与物价指标。

同步性指标(coincident indicators)与经济同步变化,如 GDP 与失业率。滞后性指标(lagging indicators)慢于经济变化,如投资规模。

政策是领先指标,但不是必然结果。逆周期调节意在撬动市场力量,市场力量与政策力量综合作用的最终结果才是经济增长水平。判断宽松还是紧缩要看最终结果 M1、M2 的同比增速,不能只看政策动作。

股价指数不是判断宏观的依据。分析宏观指标的目的是预测股价、决定买卖,再拿股价指数判断宏观构成互为因果的循环论证。

克强指数(Keqiang index)由英国《经济学人》2010 年推出,构成是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新增与银行中长期贷款新增。用电量指标适合制造业占比高的中国,美国用电量多年平稳而 GDP 持续增长,该指标在美国不灵。

货币供给与总供需平衡

费雪方程式(Fisher equation):

\[M \times V = Q \times P\]

货币供应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等于商品数量乘以价格水平,即总需求 MV 与总供给 QP 的平衡。

货币供给量等于基础货币乘以货币乘数。基础货币投放途径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与再贴现,财政政策通过国债发行支持基础货币投放,外汇储备增长是另一条渠道。货币乘数受法定准备金率与转账结算程度影响。

货币流通速度由宏观经济增长决定。增长好时速度加快,萧条时若供给与需求结构不匹配则形成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货币再多也扩大不了总需求。

中国出现货币大增但 GDP 与 CPI 都低迷的局面,因为资金没有进入总需求端,流向投资市场——房地产吸纳资金后价格下跌、资金被套,股票债券吸纳有限,黄金体量小。若没有投资市场,只能物价上涨形成恶性通胀。

中国增长模式与转型升级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以技术引进和低成本优势为基础、要素投入为动力实现增长。供给侧要素包括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土地与环境的低成本、资本的高储蓄与国际资本、引进发达国家成熟生产加工技术。传统产业及其产业链形成充分扩张的产能。

增长路径有三块:消费、国内投资与出口。调整以主导产业的结构调整为主线,基于技术引进快速进入下一个增长周期,实现 V 型反转(V-shaped recovery)。1980 年代基础消费激活、1990 年代家电消费、1998—2007 年信息电子电器、汽车、房地产与出口拉动投资,都是 V 型反转的例证。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攻关期。成本优势基本丧失,创新优势与高品质优势尚未形成,旧动能减弱、新动能尚在培育。转型像一台大手术,手术过程中病人最虚弱,风险集中在这一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既无法继续依靠低成本优势竞争,又未能建立创新与高附加值优势,导致增长停滞、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行列。拉美与东南亚许多经济体陷入其中,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越。

成功跨越者具有东亚模式(East Asian model)四特征: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强力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体制模式、政府理性制度创新的制度模式、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文化结合的文化模式。

当前阶段是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目标框架为:争取 5 年左右完成增长方式转换,2030 年前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35 年人均 GDP 达到 3.5 万美元以上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消费分级现象明显,高收入人群消费升级、中低收入人群消费降级。判断消费阶段的关键指标是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即食品支出占总支出比重,数值越低消费结构越高级。中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32.35、城镇居民 28.78,已进入享受型消费阶段,与美国 8.1%、日本 27.8% 相比仍有距离。

转型升级的方向是三大转变与三大转型:第二产业主导转为第三产业主导、传统产业调整升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规模数量型转向质量效益型、要素投入主导转向自主技术创新主导、投资拉动主导转向消费拉动主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核心。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服务硬科技企业与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